九十年代军旅小说的英雄主义旋律

如所周知，朱苏进作为军门子弟作家队伍的“首席发言”，在九十年代前期虽然有孤掌难鸣的尴尬，但他孤军深入所达到的深度，依然代表或包含了军门子弟作家们对“职业军人”理想的英雄化书写的主要特点和思维向度。创作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长篇小说《炮群》，可以看作朱苏进此前创作追求的艺术风格的一次总结，亦如他自己所说：“《炮群》是我的‘青春梦’的一次总宣泄。”而用我的话说，这个“青春梦”也是一个“将军梦”，一个“英雄梦”。这个梦主要通过主人公苏子昂来体现。苏子昂其人就是作家一贯钟情的袁瀚（《射天狼》、南琥珀（《第三只眼》）、孟中天（《绝望中诞生》）等一系列气度不凡志向高远的硬派军人的一个总化身。飞扬的理想主义激情和严谨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两极对立，使得苏子昂这个人物和整部作品自始至终都处于紧张的矛盾冲突和饱满的艺术张力之中。

然而，《醉太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的出现，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剑拔弩张到随意放松的多少有点让人觉到新奇的朱苏进。首先，是支撑他的作品的精气神，已由强烈执着的理想主义呼喊让位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审视，或者说，是由批判取代了肯定，由消解取代了建构。《炮群》式的“青春梦”的破灭也带来了朱苏进英雄观的破碎。亦如题目所示，《醉太平》展示的就是在太平盛世和歌舞升平中的沉溺和迷醉。这个盛世的具体化，就是当前时代的某军区机关大院的日常生活流程———早操、上班、开会、家宴、舞会、约会和偷情……表面看去平静似水或五光十色，但季墨阳、石贤汝、夏谷等部长、科长、干事们都在其中紧张地旋转，忙碌地活动，精心地算计，不动声色地较量与争斗。在权势或情欲的驱动与诱惑下，他们或振作或清醒，或颓唐或沉醉。才华因此而变质人格因此而萎缩，个性因此而扭曲。季墨阳、石贤汝、夏谷诸君都是从基层部队摔打与筛选出来的尖子，也就是前天或昨天的袁瀚与孟中天们———“他们或许本可以成为英雄，可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们只是一个个英雄的碎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耳朵，在那里看到英雄的一个脚趾头，但你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英雄。”（朱苏进语）“英雄无觅”的慨叹与发现是缘自作家本人的成熟与深刻，还是因为世俗环境强大的同化力与侵蚀性？或者是“英雄”自身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原本就存在缺陷？

从《炮群》满怀激情地塑造与呼唤英雄，到《醉太平》冷静清醒地审视与肢解英雄，朱苏进变换了一个思考角度：在当今日渐物欲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进程中，一个当代中国军人究竟应该怎样抵御平庸，抗拒诱惑而保持英雄主义品格的追求和高扬？是在太平俗世中迷醉与沉沦，还是抗争与升腾？

《醉太平》在这里提出的追问是否过于尖锐和严峻？因为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截获的生命感悟是大不一样的。——在退伍还乡于龙山牧牛的老兵姚建华眼中，生活节奏是缓慢却又不乏诗意的（赵琪：《四海之内皆兄弟》；在邂逅于西藏高原的若云和鲁连军的感觉里，再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恶劣气候也敌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裘山山：《天天都有大月亮》）；在偏远闭塞的5182兵站的老兵与新兵的心中，与单调和寂寞为伴的，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和对未来岁月的憧憬（石钟山：《5182兵站》。——在这里，生活呈现出一种常态或稳态，时代激流还没能显出它逼近的迫力。相形之下，来自沿海特区的“报告”《军营里的股民》就大为迥异了。何继青久居特区多年，长期感受商品大潮对当代军人的猛烈冲击，和广大官兵一起咀嚼着困惑、迷惘与痛苦，也一同体味着喜悦、欢欣和冲动。《股民》选择了一个敏感而又新颖的角度，将一阵“股风”刮进军营，立刻就“吹皱一池春水”，对特殊环境中的军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灵轨迹作出了严峻的考验、冷静的审视和快速的跟踪。而且该作还较好地克服了“特区军旅文学”前期作品或以理性认识代替感性体验，或以表层感受代替深层体验的弊端，显示了相当的观察深度、体验深度和思考深度，是密切关注当下军营现实生活的一部代表性作品，也对《醉太平》式的追问作出了有力的支撑和严肃的呼应。

无可否认，九十年代现实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也使英雄愈来愈“碎片化”。朱苏进们在理性上接受并认同这一点并不困难，但在情感上对理想化完美化英雄的眷恋与向往仍然执着与痴迷。在往“醉太平”式的世俗生活之流纵身一跳之前，他向理想极地投去了“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战争幻想小说”的《祭奠星座》，其背景、环境、情节、人物等等无一不是超现实的，而唯有超现实的“载体”，才能承载朱苏进审美理想的极致——它包括审美化地看待战争艺术、战争智慧、战争景观和战争手段；审美化地塑造集人格、理想、侠义和武功于一身的军人，并将这种军人推向为战争而战争、为对手而存在的纯军人境界，就像《祭奠星座》中那支蓝星部队所唱：“假如我击败了强大的敌手／胜利后不免忧愁／从此我满载荣誉却无敌手／哦，敌手，敌手。你是我的忧愁／没有你我分文不值……”在这里，一切关于战争性质之类的现实功利和种种羁绊统统被抖落干净，朱苏进于冥想中放纵自己的心灵去追索优美的极致。因此，“在写《祭奠星座》时，他就感到无限痛快。这痛快甚至拒绝与人共享。”（朱苏进语）《祭奠星座》也许不是朱苏进最优秀的小说，但是我们却不妨认为，只有《祭奠星座》才是朱苏进真正为自己写作的小说，是他压抑已久的关于军人与战争的设计的一次痛快的宣泄，是他困厄已久的灵魂呓语的一次真实记录，也是他对心仪已久而踪影愈渺的英雄梦想的一次深情祭奠。

“祭奠英雄”的情结是普遍的，也是强烈的，毋宁说它和庸常生活肢解英雄的强度是成正比的。所不同的是“祭奠”的方式或方向。朱苏进是在想象中完成“祭奠”，而更多的人则是在对历史的重构或往事的追忆中进行“祭奠”。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和阎欣宁的《枪圣》是这方面的两个代表，前者通过对巴图鲁（勇士，亦为满族神话中的英雄神）和其后裔巴布阿的对比描写，表达了强劲的历史活力对贫弱现实的一种遗传，一种灌注，一种嘲讽和一种期待，完成了对英雄乃至整个满民族沉沦的一曲悼亡。后者通过刻画“枪圣”郑可达空怀绝技报国无门的尴尬处境，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枪手精神和军人精神，对生不逢时的末路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和无可奈何的惋叹之情。

如果说《祭奠星座》式的“祭奠”，是对“理想英雄”的无奈放弃之前的一个辉煌的告别的话，那么，《寻找太阳》式的“寻找”，则是对“英雄理想”的向往失落之后的一种执着的寻觅。王曼玲的《寻找太阳》以一首“爱情小夜曲”式的浪漫与精致，完成了一个“寻找英雄”的寓意表达。与其说她是在寻找一位梦中情人，还莫如说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理想之光，寻找一种英雄主义之光，虽然这光像太阳一样遥远而虚渺，但它也像太阳一样眩目而迷人，吸引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反复失望却永不言悔永不停止。显然是同样虚拟而又独特的钟晶晶的《第二次阵亡》，同样独特地传达了一位青年女作者心中的英雄理想，它是对生理死亡的超越，也是对平庸死法的摈弃。它在想象中完成的百米冲锋，就是从平淡走向辉煌，从常人变为英雄的精神的冲刺。因为它是超越生命极限的精神过程，它拚着最后一股精神要争的就是一口气：死也要死成一个英雄。

几乎和“祭奠英雄”的情形“雷同”，“寻找英雄”的情结也是普遍而强烈的，除去在想象中“寻找”之外，也是在历史中“寻找”。相比较“想象英雄”的激情，历史中的英雄反倒多了几分朴实和平静。《赵一曼女士》（阿成）和《红雨》（张慧敏），一为实有其人，一为虚构其事，二者都在精短的篇幅和巧妙的构思中完成了一个英雄就义的“宏大叙事”，相对于它们的题材尤其是传统的处理方法，它们都显得是如此的平实无华，无形中消除了英雄与普通人的距离与隔膜，反而令人感到惊异：原来英雄就在我们中间，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其人其事似乎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作者以红军后裔和当代青年的双重眼光回溯和审视父辈的生命历程，在物欲横流、英雄肢解的九十年代重新确认一种价值坐标，热切而深情地呼唤“父亲”那样一身正气，战斗不止的永远是个“兵”的硬汉形象。《父亲是个兵》和《赵一曼女士》在首届鲁迅文学奖（1995－1996）中短篇小说评奖中双双折桂，除了它们角度独特，构思巧妙，手法新颖，语言老到等艺术因素之外，它们共同以“寻找英雄”的主题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共鸣，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历史中“祭奠”或“寻找”“英雄”的主要作品尚有长篇小说：韩静霆的《孙武》，庞天舒的《落日之战》，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中篇小说：赵琪的《穷阵》、《苍茫组歌》，徐贵祥的《决战》等等。因篇幅所限，兹不一一论列。）无论是“祭奠英雄”，还是《寻找英雄》，作家们的思维触角多向想象与历史两个向度延伸，而较少在当下现实的空间展开。原因大概如前文所述，九十年代物欲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极大地侵蚀与消解了英雄理想，使得现实中的英雄（行为）日渐消遁。作为一种反弹，人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或想象空间实属正常。以现实为依托塑造英雄形象或铸造英雄品格的创作的弱化，是九十年代军旅小说留下的一个遗憾，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